政治-竞争-组织三元结构制约是中国司法改革相较于域外司法改革的显著特性。

否定论者的代表性观点为：一是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功能定位尚需要更充分的论证。[xxiii]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7条规定：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

[lix] 同前注[2]，赵宏文。[xxi]同时，由于法人与法人的联营合资合作方、法定代表人既有密切关联，又是相互独立的法主体。三是利害关系标准时期。不过，尽管该阶段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第三人在诉讼地位上的界限划分很不合理，但在操作层面上却清晰可辨和简便易行，即只有直接相对人才具有原告资格，间接相对人或曰同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无论其在利害关联性上如何无限接近直接，都只能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已开启的诉讼程序中来。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变化是否包含着扩大原告资格的立法倾向和修法诉求呢？信春鹰对25条之规定的学理解释为：行政诉讼法修改，既没有采用司法解释中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没有采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直接利害关系，而是采用‘利害关系标准。

再如《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1968年国王政府诉大都市警察局长案中，布莱克本先生发现伦敦大赌博俱乐部公然违法，在向大都市警察局举报无果后，将后者诉诸法院，请求法院颁发令状迫使警察局履职，丹宁勋爵所在的法院受理了此案。反之，在合理审查基准下，政府只需要证明该手段对于达成目的是合理的即可，并不需要证明存在更少限制的替代手段。

但是在德国的合宪性审查中，基于联邦宪法法院的能动地位（联邦宪法法院被称为宪法机关），并没有接受这一原则。由此，任何宪法上规定的国家权力都可以通过宪法来获得民主正当性，因为宪法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从全世界来看，合宪性审查制度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在维护宪法权威和实效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德、美在具体审查步骤上存在差异，但整体思路上却有类似性。

合作关系是指如果合宪性审查需要由普通法院向合宪性审查机关提起，此时两者构成合作关系。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时期，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虽然在2008年之后，法国也接受了事后审查，但是这种预防性的合宪性审查是法国模式的鲜明特色。但是这种合作中也会存在竞争，比如很多国家（比如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等）规定，如果普通法院能够对疑似违宪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就应当尽量进行合宪性解释而不是提起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只有在不能作合宪性解释的时候才能提起。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每五年一届，每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后届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前届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进行合宪性审查，并不构成自我监督。如果不同对待的强度较轻，联邦宪法法院就会用恣意禁止来判断，即只要能够提出一个实质的理由，就认为这种不同对待是没有恣意和可以证立的。

并且认为强形式司法审查容易导致司法机关至上，损害民主政治过程，而弱形式司法审查则可以促进法院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对话，从而在议会至上与司法至上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作为审查主体，从而消弭了合宪性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和政治性问题。这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日益成为一个集中从事合宪性审查的法院，并且其作出的判决因为先例约束而产生了普遍约束力。当然，宪法法院的能动并不意味着其不受限制，只不过这种限制并非宪法法院消极地不行使自己的权限，而是它在积极行使权限的时候不能介入其他机关的权限范围。

比如德国的合宪性审查中就不流行美国的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这又回到了之前谈的问题，即欧洲大陆的合宪性审查变得分散化了。

美国模式原本被称为分散型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原因在于其所有的法院都有合宪性审查权。如果不同对待的强度较大，联邦宪法法院就会用比例原则来审查。

如果说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普通法院在宪法解释上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的话，那么在法律解释上的竞争就可以说是恶性竞争了。当然，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与美国式的具体审查还是存在很大差别：首先，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只是说合宪性审查由个案而引起，但审查的内容仍然是针对抽象的立法，与个案的案情无关。但是近年来，合宪性审查，尤其是宪法法院模式，已经出现了积极立法的趋势。就此而言，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之所以遭受质疑，主要是因为欠缺功能—制度的民主正当性所致。这是一种事后审查，并且只具有个案效力，一般只在当事人之间生效。具体审查是由其他法院的法官提起，每年收到的申请在20-30件之间，数量不算太多，但仍然为此设计了两个受理条件，一是提出申请的法官必须确信该法律违宪，不能只是怀疑。

第三步审查政府侵犯基本权利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上述审查技术一方面提高了合宪性审查结果的可预测性与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合宪性审查机关的恣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强了合宪性审查的民主正当性。

相比涉及特定人、特定事的个案事实，立法事实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要高，因此在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品质上都有别于普通诉讼。政治的问题只能交给政治过程来解决。

原因在于，联邦制下存在多套立法主体，从而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解决这些立法权之间的冲突。如果某一合宪性审查的判决成为先例，也可以约束未来的法院判决。

它们大部分设立了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也有一些国家是由普通最高法院的专门法庭来负责。高等法院或者它们的专门法庭型，有8个国家。四、结论 当前西方的合宪性审查不仅面临着恐怖袭击、社会福利、经济危机等威胁，而且也面临着司法政治化带来的宪法权威衰退的危险。（七）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与议会审查模式类似，但也有与其不同之处。

这是造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强的根本原因。比如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到的7828个案子中只有90件得到了受理，占比1.1%。

第二套才是传统的受理技术，即审查程序的合法性，亦即该案有没有必要进行实体理由具备性的审查。因为只要是法院提起具体审查，法院势必会承担过滤功能，即相当于法院控制了合宪性审查的案源。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具体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权利是基本的，那么政府必须出示一个迫切的利益来证立侵犯。

由于缺乏统一的法院系统，一些曾经采纳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都遭遇了水土不服。随着各国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开展，各自积累了一些审查技术，尤其是在立法干预基本权利和立法贯彻平等保护问题上，作为两种主要的合宪性审查案件类型，各国的审查技术呈现出步骤化和精细化的特点。这种合宪性解释表面上似乎减轻了合宪性审查机关的负担，但也会导致普通法院变相地享有了合宪性审查权，甚至可能架空真正的合宪性审查机关。因此，法国宪法第61-1条增设规定，于诉讼进行当中，一项立法性规定被主张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侵害，宪法委员会得经由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的移转受理此问题，并于确定期限内宣告。

这种模式经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理由是立法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因此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负责宪法监督。这种针对不同分类采取不同审查基准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立法分类的正当性程度。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立法机关比较擅长判断的领域，比如涉及社会整体的一些立法，比如国家统一、经济或福利，只有通过民主过程的审议表决才能形成共识，此时合宪性审查机关就应当尽量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采取宽松的态度，即只要没有明显的违宪就予以审查通过。二、合宪性审查的百年历程及其发展特点 （一）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分期 美国学者金斯伯格（Tom Ginsburg）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在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助力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将为世界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般调卷的原因包括：两个或者多个联邦巡回法院对某一联邦法律的解释冲突、下级法院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法的理解明显不一致、下级法院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正在作的判决不一致、联邦总检察长要求审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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